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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先后三次、五次下令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然而,全国16个省市的数百家中小学校服生产企业遇到了新的麻烦:只有进入一个名为“阳光智能园”的应用程序(自称是网上校服管理的应用平台,以下简称阳光智能园平台),才能参与校服招标和供应服务。同时,该平台向校服制造商收取购买价格4%的服务费,并将校服企业的净利润分成约一半。

"阳光智园"校服平台假借"红头文件"瓜分行业半数利润

最近,记者在几个省份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一似乎由教育部门牵头的校服采购模式改革的实际操盘手是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许多校服企业以机制创新的名义质疑其垄断性和财富聚集性。

□本报记者在北京报道

头顶上“红头文件”的光环得到了大力宣传

2017年3月,江西省吉安市所有中小学和制服生产企业接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指令:必须在当年10月18日前进入阳光公园平台。如果他们不进入平台,教育局将取消企业的市场准入资格,不允许他们在本市参与制服招标,学校也不允许购买他们生产和供应的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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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各地的中小学校和校服生产厂家也获悉,阳光智慧园平台是教育部的重点和推动,是建立校服采购廉政风险防范机制的“亮点”措施。纪律检查委员会将对未能执行的人进行约谈并追究其责任。

在江西、四川、湖北、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一些校服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是以名义自愿与阳光致远平台签订服务协议的,但如果不与平台合作,将被勒令退出校服市场。

记者收到以江西省教育厅名义下发的《关于转发阳光智慧园中小学校服互联网管理平台示范会议纪要的通知》。文件要求“积极推进阳光智能园平台在学校的应用”。

2016年6月27日,教育部设备研发中心(以下简称教育部设备中心)以信函形式发布了《阳光致远中小学校服互联网管理平台示范会议纪要》。6月17日,中心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示范会议,认为阳光智慧园平台运用科技手段和互联网思维重组了校服采购模式,有利于防控廉政风险,提高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在此通函中,教育部装备中心仅提出“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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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登录阳光致远应用,上面的通知信名为“教育部发布阳光致远中小学校服互联网管理平台推广指导文件”;2017年5月22日,教育部设备中心在北京举办了“阳光智能园区应用研讨会”,名为“教育部组织阳光智能园区应用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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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0日,江西省宜春市召开阳光公园平台推介会。许多与会者向记者证实,阳光致远江西分公司董事刘兵在讲话中说,“阳光致远不是某个公司的平台,而是教育部的平台。”记者以商人的名义向刘兵索要证据。他说:“现在不方便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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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提到的教育部设备中心是‘供参考’的,但现在它被迫使用阳光致远平台。”江西省宜春市原州教育服装厂厂长欧阳金华告诉记者。

河南和湖北的几位商界领袖也向记者表示,这个平台不受欢迎,因为一些企业公然站出来抵制服务协议中的“霸王条款”,但在听说是教育部之后,他们不得不与该平台签署合作协议。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未以教育部的名义发布过关于强制推广和使用阳光公园平台的文件。

在过去的六个月中,上述“演示会议纪要”已经在全国教育系统中转发。据记者粗略统计,中国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部门已经用红头文件转发了。教育部相关机构倡导和推广的互联网平台已成为教育部在学校和校服企业的平台;演示会议的总结仅供参考,已成为许多省级及以下教育部门的“必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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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截至2017年4月,中国已有300多个区县教育局和1万多所学校使用阳光公园平台。

“防止寻租的灵丹妙药”被怀疑是垄断

“从事阳光致远平台的初衷可能是好的。父母和制造商直接建立购买关系。学校不再充当中介,也不再处理校服的费用。这听起来非常好。”河北省邯郸市教育局的一名干部说,这不是防止在购买校服时寻租的“灵丹妙药”。

南昌教育系统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使用阳光公园平台要求家长下载第三方应用程序,完成复杂的注册程序,并改善信息,这对于居住在省会城市的学生家长来说可能不太现实,更不用说农村地区大多数留守儿童的监护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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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只是被要求下载并注册这个应用程序。此外,学生的校服没有变化,或者是在学校买的。”吉安一名学生的家长告诉记者。

江西省宜春市原州教育服装厂厂长欧阳金华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校服购买过程中,“家长委员会”的作用体现在校服款式的选择和质量监督上。至于选择哪家生产企业,最后决定使用哪种款式和面料,还是学校说了算;目前,没有学校就不可能购买校服,也不可能实现与学生和家长的直接联系。“打破学校作为中间人的传统采购模式”的设想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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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校服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校服是定制产品,销售指定的企业和风格,和集团消费和统一的集团采购。它不同于时尚,它的销售涉及教育部门、校服企业、校长、家长、学生等。它不适合分散和独立购买。这个平台只是对传统校服销售渠道的补充。目前,传统渠道无法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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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教育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员会于2015年7月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的意见》。许多制服企业表示,如果按照这一意见进行标准化的公共采购,寻租的空空间是非常小的。河北衡水金剪服装加工厂负责人谢兴宇告诉记者:“国家四部委的‘校服新政’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现在,从事一个阳光致远的平台有点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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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智能园平台受到校服行业批评的另一个方面是,作为一个营利组织,它没有能力直接为学校服务,在许多类似的互联网平台中,它属于“低价值平台”。

不仅校服企业,而且当地教育部门都提出了质疑。有太多的免费互联网平台可以取代阳光公园平台。你为什么单独推动这个平台,而不是同时推动两个或更多的平台,这有利于公平竞争?

“阳光致远平台无法实现家长方便参与校服的购买、学校和管理部门的监督、商业秘密的保护以及商家帮助实现销售增长。一位校服企业负责人表示,互联网+注重适应行业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跟风,认为阳光致远平台是防止校服腐败的“灵丹妙药”,只会制造“垄断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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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企业一半的利润流入平台口袋

记者还发现,在阳光智能公园平台的服务协议中,该平台除了承诺免费协助学校设计校服外,几乎没有其他实质性服务内容。一些校服制造商说:“帮助学校设计校服是一张空支票。”实际上,阳光致远平台几乎什么也没做。设计是我们的工作,生产是我们的工作,招标是我们的工作,与学生和学校的沟通也是我们的工作,但它必须夺走我们一半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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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阳光致远平台服务协议,学生或家长自主购买校服并通过平台进行网上支付后,校服生产商通过平台向学校提交支付申请,学校同意在平台上支付。平台同意在学校同意付款后15天付款。在工作日内,扣除服务费后的应付款将支付给校服制造商;服务费标准为校服制造商销售的校服总付款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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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费按销售价格的4%收取,而且‘价格’太高,根本没有考虑校服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成都梅尔达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明告诉记者。

据了解,校服生产企业的净利润一般在8%左右。许多制服企业告诉记者,阳光智能园区平台不能为企业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服务,但它会带走4%的服务费,相当于企业净利润的一半,进入平台公司的口袋。这种“剥皮”利润分享对企业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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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吉安市一名中学校长告诉记者,该市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数量至少有100万。根据江西省教育厅赣教勤字(2015)第4号文件,“小学一、三、五年级,一、高中学生每年订购两套夏装、两套秋装、两套冬装。”据估计,吉安地区每年校服购买量为2.6亿元,阳光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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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教育厅的一位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全国中小学校服的年购买量至少有500亿元,如果所有的交易都通过阳光致远平台进行,该平台每年可以收取超过20亿元的服务费。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阳光智能园平台服务是“唯一的”,具有明显的垄断性。广西玉龙文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文河告诉记者,“面对收费问题,企业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空房;面对服务价格,企业没有谈判的余地。阳光致远平台收取的高额服务费无异于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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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制服企业和学校普遍担心,家长、用户和制服商家的资金会在阳光公园平台上存放至少15天。事实上,校服企业没有现货库存。从父母付款到服装企业生产和发货通常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结算,如何确保进入平台公司资金池的数十亿资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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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企业”的经营者是校服的所有者

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一些校服生产商联合向中央纪委和教育部举报,直接指向阳光致远平台的“红顶业务”在校服市场的垄断。阳光致远是什么样的企业,为什么要垄断这个“红顶”业务?

据记者了解,阳光致远平台的开发运营商是一家名为北京阳光致远科技有限公司的民营企业,根据工商数据,该公司100%由自然人许控制。徐也是森西服装集团的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据知情人士透露,广州森西服装(赣州)有限公司是森西服装集团的子公司,是一家校服制造商。2015年前,已被江西省教育厅物流产业办公室认定为校服生产企业,目前仍在江西省赣县、上高县、永修县、广昌县等十多个县市从事校服生产和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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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校服采购模式改革的实际操盘手,似乎是由教育部门牵头的,是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许多校服企业以机制创新的名义质疑其垄断性和财富聚集性。一些校服生产商也表示担心,"平台运营商本身就是校服商家,这个平台会成为其垄断的工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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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机构交易成本,继续清理企业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力度,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重要内容;作为中介,平台电子商务的价值在于利用其信息优势降低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阳光智慧园不仅没有承担这样的责任,还利用其垄断地位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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