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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活动前后全过程管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对外开放大局
-外国投资是“不合理的”
《外商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的颁布,与近两年来我国外商投资规模和数量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其根本着眼点是使外商投资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服务。
专家认为,只要外资在未来不是资本转移,而是能够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帮助中国发展出口和提高产品质量,这是绝对值得鼓励的
1月25日,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外汇局联合发布了《外商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商务部合作司韩勇参赞指出,作为新时期外商投资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制度,商务部在统一汇总申报(核准)信息和事后监管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改革措施,旨在实现对外商投资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管理,促进外商投资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对外开放大局。
背景-
不合理投资需要遏制,全过程监管需要改进
一些企业的对外投资与其通常的主营业务无关,存在明显的资金转移嫌疑。政府有必要加强监督
《办法》的颁布,可以看作是对我国近两年来外资管理各种做法的总结和改进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副所长昌飞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办法》的颁布与近两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和数量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其根本着眼点是使外商投资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昌飞表示,从2014年到2017年,中国的对外投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大规模走出去”到目前积极推进“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2015年和2016年非金融类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引发了对对外投资风险的各种担忧。
“长期以来,中国国际收支中的直接投资一直是净流入。但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异常,2015年净流入大幅下降,2016年直接转为净流出,国际收支基本顺差同比下降60%。”中国金融四十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表示,这种大规模资本高速流出的趋势已不再是简单的“走出去”,可能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CICC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2016年人民币单边贬值,市场预期人民币汇率将大幅贬值,企业投机性资本外流增加。一些企业的对外投资与其通常的主营业务不相关,存在很强的资金转移嫌疑,因此政府有必要加强监管。
多年来,我国外资领域仍存在一些制度性问题和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外资的发展。如重前轻后的管理模式没有明显改变,监管合力没有有效形成,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力和水平与企业对外投资方式的多样化需求存在一定差距等。
转变—
前、中、后全过程管理促进标准化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时间短,不可能完全照搬欧美国家的管理方法。有必要根据各国的国情引入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监管措施
《办法》确立了“分级管理、信息统一、集中管理、违规联合处罚”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显然,外商投资申报(审批)是按照“鼓励发展+负面清单”进行管理的,负面清单明确界定了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行业的领域和方向。同时,《办法》明确了外商投资备案(核准)实行最终目的地管理原则、“所有备案(核准)必须上报”原则、外商投资事后监管的主要方式以及加强信息技术开展外商投资管理。
“从国家、部委和企业的角度来看,《办法》有一些鲜明的特点。”昌飞告诉记者,从国家层面来看,企业“走出去”的目的根本上是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战略,服务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服务于中国产业的全球布局,服务于中国在从低端到高端的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在部委管理层面,突出的特点是提出对外商投资前、中、后的全过程管理,并按照“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的原则进行管理。同时,各部委也将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从企业层面来看,加强监管的目的是帮助企业防范海外投资风险。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加强外部规范."关涛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开放的初始阶段经验很少。随着可利用资源的增加,一些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投资,由于不能及时吸收,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先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企业向海外扩张,许多企业倒闭。
赵庆明说,《办法》中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采用的方法,被认为是加强行政权力,实际上是出于实际需要。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时间较短,存在许多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地方,不可能完全照搬欧美国家的管理方法。在管理措施方面,有必要根据各国国情引入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监管措施。
展望-
不强调数量,不强调质量,鼓励合理的外国投资
企业应该投资自己熟悉的市场,加强投资前、投资中和投资后的管理,特别是投资后的货币风险管理。货币错配可能是一种自然风险,有必要提高汇率风险管理能力
在谈到《办法》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时,昌飞表示,2018年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同时,中国还将鼓励企业投资于有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剩余产能国际对接的产业。“现在走出去不是强调数量,而是强调质量,更加注重是否符合国家战略需要,是否是可持续的、合理的合规投资”。
关涛认为,支持“走出去”是一项重大国策,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政府早就明确了尊重企业在外资中的主导地位的方向。然而,似乎有些企业确实是非理性的,无论是短期还是未来,都有许多潜在的风险。“预计2018年外国投资的规模将相对稳定,但将是质量更高的外国投资。”关涛说。
关涛建议企业在海外投资时要考虑各种因素。投资前,应进行全面调查,了解当地法律环境、金融环境和当地政府的外汇管制政策。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如果国内投资成本高,我们就急于“走出去”。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不同,所以很难混淆。“企业应该投资于自己熟悉的市场,加强投资前、投资中和投资后的管理,特别是投资后的货币风险管理。对于外国投资而言,货币错配可能是一种自然风险,有必要提高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关涛说。
赵庆明表示,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为7453亿元,表明企业对外投资有所增加。未来,经常项目仍将是高概率的盈余,短期内需要通过企业对外投资进行对冲。因此,只要未来的对外投资不是资本转移,而是理性的对外投资,能够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帮助中国发展出口,提高产品质量,政府肯定会予以鼓励。“企业应该进行真正的投资,依靠主营业务来实现收入和目标,而不要玩价格游戏。同时,要进行汇率风险管理,通过银行提供的衍生品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赵庆明说道。(记者冯启宇李华林)
[我想纠正错误]负责编辑:刘洋
标题:对外投资作别“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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