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仍是支持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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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者王璐

世界银行最近发布了《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提高了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称全球经济将在金融危机后迎来全面复苏。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会略微加快至3.1%，比2017年6月的预测值高出0.2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复苏是可持续的吗？复苏过程中有哪些不确定因素？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将会发生什么变化？针对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瑞穗证券亚洲区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博士。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2017年，全球经济同时企稳回升，大大超出市场预期。推动复苏的逻辑是什么？这种复苏是可持续的吗？

沈建光:目前，全球经济复苏似乎将在2018年继续，其主要驱动因素如下:

首先，这一轮复苏仍然受到此前全球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先后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欧洲和日本央行也实施了大规模量化宽松和负利率，从而将货币政策发挥到了极致。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治标不治本。在缓解危机、促进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全球资产价格的上涨，实际工资受到限制，从而加剧了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和失衡。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发达经济体逐渐结束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我们需要关注全球经济能否摆脱货币依赖，实现可持续增长。

其次，全球经济复苏导致贸易大幅反弹。去年9月，世界贸易组织将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预测从4月的2.4%上调至3.6%，同比增长2.3%。全球贸易的变暖支持了各国的经济复苏。例如，由于全球需求的改善，日本出口在2017年第三季度增长了1.5%，推动日本经济在第三季度增长了1.4%，实现了七个季度的持续增长，这是自2001年以来最长的增长周期；欧元区的贸易也是积极的。2017年11月，德国出口强劲，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中国对欧洲、美国、日本、东盟等市场的进出口均呈现快速增长，使得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变正，实现了罕见的三驾马车的同时发挥。

第三，政治风险得到有效控制。2017年初，市场普遍担心的“黑天鹅”事件没有发生。法国马克龙当选总统，欧洲的地缘政治风险暂时消退；英国退出欧盟进程进展缓慢，2017年底与欧盟达成了英国退出欧盟协议的第一阶段；西班牙经历了加泰罗尼亚独立风暴后，政治局势得到进一步控制。尽管政治不确定性时有出现，但总体而言，欧洲政治和地缘政治风险因素得到了有效控制。在与欧洲投资者的交流中，可以发现，继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德国开始受到更多海外企业和个人投资者的青睐。与危机前相比，德国十年未涨的房价近年来翻了一番，租赁市场也供不应求；因为法国人期待着宏伦的新政，所以较早移民到英国的金融专业人士也在考虑回国和法国。由此可见，欧洲经济未来复苏的强劲表现仍值得期待。

第四，之前陷入危机的国家正在通过改革重塑增长势头。西班牙是改革重生的典型例子。西班牙受到了欧洲债务危机、恐怖袭击和加泰罗尼亚动荡的沉重打击，一直在有效推进深层次改革，如劳动力市场、银行业和金融重塑。例如，它废除了危机前限制公司的裁员政策，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重视金融立法，加强银行监管，通过资本重组提高银行业运行效率。在改革的强劲推动下，西班牙经济呈现出人意料的快速增长，失业率下降，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改善，债务状况改善，重现危机前的繁荣时刻，成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还存在哪些不确定因素？

沈建光:虽然欧洲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但政治风险确实是欧洲市场近年来最大的担忧。此前，德国极右势力的崛起及其成为德国第三大政党增加了默克尔未来政府的不确定性；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分裂也加剧了市场对欧洲政治分裂的担忧，并促使欧元近期下跌。

然而，总的来说，欧洲的政治风险已经得到控制。除了西班牙和英国退出欧盟的分裂之外，英国还暗示将在英国退出欧盟谈判上妥协，推动谈判进程。可以说，如果欧洲未来的政治风险降低，我相信其经济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复苏势头，这也可能加速欧洲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

另一方面，美国也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例如，税制改革是否真的能拉动投资和经济，仍是个未知数。毕竟，自2000年以来，美国企业的盈利能力有了显著提高。然而，由于低劳动生产率和落后的基础设施，美国企业的投资热情从来就不高，但这次税制改革并没有开出正确的药方。此外，特朗普的税收改革让富人和低收入人群受益最多。大多数中产阶级没有获得实际利益。相反，一些人的税收增加了，从长远来看，这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阶层消费也会受到抑制；同时，由税收转化而来的长期债务负担可能会限制教育、培训、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紧急支出。此外，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一旦共和党失去在两院之一的主导地位，特朗普的政策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个挑战来自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在我看来，美国的经济复苏与此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尽管经济出现反弹，但主要反映在资产价格上涨和结构改革进展缓慢。例如，尽管美国目前的贸易逆差有所减少，但这主要是由于能源贸易逆差大幅减少，而非能源贸易逆差比危机前高得多。再工业化的进程也非常缓慢。去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延续了危机以来的下降趋势；高消费和低储蓄的状况没有显著改变。考虑到美联储开始收缩的背景，以及美联储将在2018年三次加息的预期，美国经济复苏能否摆脱货币依赖、实现可持续增长仍有待观察。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你认为中国的经济表现如何？全球经济的新变化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沈建光:我认为中国和亚洲经济体仍然是支持全球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与政府对经济增长迅速下滑的担忧及其连续出台的保持增长的措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表明中国经济的韧性很强，有更大的回旋余地。2017年，除了传统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支持外，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移动支付和新能源推动的新经济动能也发挥了明显作用。

全球经济和政治变化可能对中国产生以下影响:

首先，预计出口将会增加。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下降，但其竞争力没有减弱。过去十年，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有所增加。2017年将是中国出口的转折点，净出口预计将再次支撑中国经济。

第二，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大大降低。去年以来，在美元疲软的背景下，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明显缓解。2018年初，美元继续低迷。考虑到对特朗普税收改革的中期担忧、欧洲强劲的经济复苏以及欧洲政治风险的降低，预计美元在2018年仍将疲软。相反，欧元将在2017年继续保持强势趋势，并在全年成为强势货币。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将进一步减轻，即使由于国内经济稳定和去杠杆化下的货币政策收紧，201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仍有可能小幅升值。在大规模资本外流压力进一步减轻、外汇储备有望进一步增加的背景下，外部环境的改善为推进供给侧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时间窗口。

第三，总体而言，货币政策可能保持紧缩。发达国家收紧货币政策是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防止资本大规模外流，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将保持适度收紧。同时，保持中性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也是中国不断推进去杠杆化的要求。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从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和安排，到新的资产管理业务规定的出台，网络小额贷款公司审批的暂停，以及房地产资金的严格控制，一系列强有力的监管措施被集中引入，充分证明了决策者继续去杠杆化的坚定决心。此外，随着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的整体转变，预计2018年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定和紧缩。

第四，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更加注重公平性。尽管美国、日本、欧洲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已经逐渐结束了此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十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束。近年来，世界上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力下降，这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暂时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永久的解决办法。虽然货币政策已经被运用到了极致，但它有助于恢复经济增长，但在缓解危机的同时，它主要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的上涨，而实际工资却受到了限制。各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了，不平衡加剧了，这在公共政策领域引发了一场危机，并给未来的全球经济增长增加了变数。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更加关注增长的质量，而不是速度。同时，自十九大以来，新一届政府的政治领导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使中国避免了目前欧、美、日的困境，支持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继续保持金融危机以来的弯道超车优势，从而保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议程将更加注重促进公平。在这一框架下，我们认为未来的经济政策可能会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环境问题和房地产问题的解决，这些都是从数量到质量的巨大变化，是缓解重大矛盾的重要手段。(明天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