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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作为全球经济周期中最关键的链条之一,正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和新一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不断推动着上述特征向深度和广度发展。随着区域贸易和服务的不断加强,世界不同经济体选择了进行各种改革,试图通过合作的方式融入生产价值链,推动全球价值链进入新一轮深度融合。
企业成就价值链
事实上,我们现在谈论的全球价值链有一个进化过程。起初,价值链的概念出现了,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增值价值链,后来出现了商品链,最后经过改进成为现在的概念。商务部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告诉《经济记者》。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价值链理论逐渐在学术界出现。1988年,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这样描述它:每个企业都是一个几何图形,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协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各种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用价值链来表示。企业价值创造由一系列活动组成,这些活动可以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基本活动包括内部物流、生产运作、外部物流、营销、销售和服务等。辅助活动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这些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
同时期的学者科莱特认为,布鲁斯·科格特的链条注重的是附加值部分。
他指出,价值链基本上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原材料和劳动力结合起来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然后这些环节通过组装结合起来形成最终的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和消费完成价值循环过程。在这个增值链中,单个企业可能只参与某个环节,或者整个增值过程可能被纳入企业登记系统。当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了整个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如何在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分配时,企业的竞争能力决定了价值链的哪个环节和技术水平的企业应该放弃所有环节以确保竞争优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价值链不仅存在于单个企业内部,而且许多不同的企业可以在同一价值链中从事不同的生产活动,于是全球商品链的概念逐渐形成。杜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格雷夫这样描述它。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不同的阶段,围绕某些商品的生产形成了一个跨国生产体系。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不同规模的企业和机构组成一个综合生产网络,从而形成一个全球商品链。
张剑平指出,对于全球商品链,许多学者都关注并研究了这些链的内部结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龙头企业如何形成和控制商品链的发展。
21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治理体系,认为价值链的运行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决策者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从治理、演进和升级的角度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确立了全球价值链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全球价值链是指连接生产、销售和回收过程以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的全球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材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到最终消费和回收的全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活动的组织,以及他们的价值和利润分配。目前,价值链中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企业正在开展各种增值活动,如设计、产品开发、制造、营销、交付、消费、售后服务和最终回收。
位置决定附加值
自全球价值链概念成熟以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等许多国际机构对其进行了全面研究,如创新与劳动技能和价值链的升级关系、跨国投资与全球价值链的相互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等。然而,公众广泛关注且容易理解的话题集中在以下领域: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其带来的附加值。
以ipod为例。从生产到市场,它需要经过零部件供应、贴牌生产、品牌和设计、营销。在第一阶段,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商主要建立在美国、荷兰、日本和韩国,而一般零部件的供应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这也是第二阶段的主要场所。第三个环节是美国苹果公司的责任,而营销活动则分配给各级经销商和代理商。
根据中国科学院的数据,如果ipod的零售价定为299美元,在上述整个过程中,苹果公司可能会创造80美元的附加值,其他提供零部件的美国公司可能会创造7美元的附加值,商店(销售链接)可能会是75美元,日本公司将是26美元,韩国公司将是1美元。中国大陆公司创造的附加值仅体现在螺钉和电线等一般零件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根据附加值,中国企业在下游,韩国和日本企业在中间,美国苹果在上游。总的来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大多位于不同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如欧美国家拥有绝对优势的服装行业和日本具有明显优势的纺织行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颜东在接受《经济学》采访时表示。
在每个行业的价值链中,处于中上游,尤其是上游,意味着享受定价权。定价权意味着公司拥有设定产品价格的主动权,即使产品定价发生变化,也不会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拥有定价权的公司可以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将新的成本平稳地传递给下游企业,而不受销量的影响。这同样适用于国家。
掌握定价权意味着价值链中从下游、中游到上游的所有环节的价格都由主人决定。上述三个环节的价格必须处于相互影响的动态状态。当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能够在世界上某个行业的价值链上享有定价权时,它将在下一步实施价格垄断,成为该产品或行业的霸主。丝绸之路之谷研究所所长梁海明向经济记者强调了这一点。
决定定价权的因素不是单一的。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最重要的是经济实力,尤其是市场。当其他国家更需要这个市场时,主导市场的国家将有发言权。其次,它是科技创新的力量,因为自主创新的先进核心技术将带来为产品设定标准的权利,然后带来资本和在国际市场上设定规则的权利。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它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梁海明说:很多时候我们想把经济问题和军事问题分开,但我们面对的资源越稀缺,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就越密切。这三个因素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只有市场大,创新能力高,那么这个国家的地位很可能被推翻;如果只有军事力量强大而经济力量不足,它就不会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好的位置,比如俄罗斯。
然而,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颜东告诉记者,虽然从整体上看,中国并没有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但就行业而言,中国已经在一些领域达到了上游。从微观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对同一产品贡献的科学、技术和创新的比例越高,它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就越高。
变更标志:中间产品贸易规模
2017年7月,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联合发布报告,指出从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和地区来看,世界上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生产中心,即美国、欧洲的德国、亚洲的中国、日本和韩国。
中国成为生产中心的原因是我们是拥有强大制造业的大生产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如果我们已经是全球价值链的中心,我们将在每一个链中获得很多附加值,但事实上我们没有。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向全球价值链上游发展的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告诉经济记者。
全球价值链的变化是多维的。从横向来看,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是价值链变化的表现形式;从纵向来看,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升级和新兴国家的崛起也代表着价值链的变化。可以说,全球价值链一直在变化。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最明显的一点是中间产品的贸易规模。
国际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所所长屠新泉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指出,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时,其外贸产品将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和基础产品上。此时,国家通过国际贸易所能获得的附加值很低。当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出现在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中时(即从初级产品的加工到最终消费的提供这一系列生产过程之后,处于加工过程中的产品才成为最终产品),这意味着该国正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攀升阶段。
中国的对外贸易一度以加工为主,即中国企业进口大量中间产品,企业加工后再出口。中国企业和工人支付的劳动金较少,因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自然也低。中国对中间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中间产品出口不断增加。然而,中间产品的生产本身意味着中国企业和工人的技术成本正在上升,所获得的附加值也在增加。
因此,张剑平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要想继续攀登全球价值链,就需要加深对知识产权的理解,实现更多的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
中国过去走的是发展道路,主要依靠自己的资源,如土地、水、矿产等。,建立铸造企业。我们的加工贸易和装配行业比较发达,我们赚的都是加工费。正是这些模式决定了我们在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即使现在,粤港澳大湾区仍有许多铸造企业。然而,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在于知识产权保护、品牌管理、技术研发、营销等。因此,我们应该鼓励企业勇于创新,鼓励民族品牌。添加这些东西后,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将自然上升。张剑平这么说。
他还提醒经济记者,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就像一场乒乓球比赛,没有人会永远停留在首位。当中下游的企业和国家向上游挣扎时,上游的企业和国家不能懈怠。
他说:一个企业总是需要创新和发展,否则就有可能被打败。过去,雅虎是it领域的知名品牌,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但未能把握新的形式和新的模式,逐渐被淘汰。相反的例子是华为。在智能手机行业,华为在中国起初相对落后,但该公司一直潜心研究,现已成为世界知名品牌。
当全球经济和企业在价值链中充分竞争时,全世界的科技和贸易都在进步。
深度整合,催生新规则
全球贸易的疲软增长大大降低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2016年之前的30年里,全球贸易的增长率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面临需求疲软、成本高、贸易摩擦增加等诸多困难,贸易增长进入低迷期。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数据,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仅为2.8%,远低于2008年前10年6.7%的平均增长水平,也低于同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贸易增长缓慢将对经济和就业前景产生负面影响。要扭转世界经济持续放缓甚至衰退的根源,就必须提高全球经济的生产率,提高资本和技术的配置效率,扩大对全球创新和技术设施的投资,深化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效率和合作水平。振兴全球贸易的发展需要全球价值链的深度整合。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张默南告诉《经济》记者。
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各经济体技术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为了追求更便宜、更低的成本,跨国公司会将一些没有竞争优势或附加值低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不同的地区或国家,导致国家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分工。一方面,不同国家的资本回报率正在趋同,另一方面,全球劳动力跨境流动存在诸多障碍,不同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差异很大。
要解决上述矛盾,各国必须共同努力,为全球价值链的扩展创造有利环境,促进多边合作。颜东认为,多边协议是实践全球价值链的最佳方式。当更多国家参与其中时,市场将在多边基础上开放,全球价值链将促进生产要素的更有效配置,每个参与者将获得更多利润。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关税削减和更有效的跨境服务、资本、技术和人员流动,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全面的国际规则,包括商品、服务、竞争、知识产权和劳动力流动,以便为全球价值链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越来越好的环境。屠新泉这么说。
当然,还会有一些障碍,比如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强制制造业回归。不可否认的是,上述行为将在短期内带来全球价值链的变化,而且很可能会朝着一个不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应该夸大这种人为的影响。
屠新泉认为,政策的影响将会存在。例如,限制外国投资和减税将对未来某一时期的投资流量产生影响;又如,特朗普威胁要提高宝马的税收,然后宝马承诺在美国投资。未来,美国生产的宝马汽车可能会比以前更多,这将对全球价值链的分布产生短期影响。
然而,全球价值链的最终分布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和比较优势。对于生产成本低的企业来说,对企业更有利。在国际上,中国的商业环境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评价,但我们仍然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因为中国的优势最初反映在劳动力和土地等因素上。政府决策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不是绝对的。
标题:全球价值链面临深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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