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发达经济体如何驭险“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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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五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一些媒体首次将金融风险与“灰犀牛”的概念放在一起。事实上，随着境内外金融市场联动趋势的加强、国内金融业一体化运作的加快、银行间业务联系的密切以及新金融形式的快速扩张，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的触发、传染和扩散机制越来越复杂多样，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越来越多。那么，如何保持没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呢？让我们看看发达经济体是如何应对的。根据中国民生银行的最新报告《中国金融市场风险传导机制及防控对策研究》，发达国家应对金融风险的主要途径包括切断风险传导渠道，通过引入救市政策维护信心稳定，引入救市措施重建经济平衡。

美国、欧洲和日本是如何做到的

民生银行的报告总结了美国、欧洲和日本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最新表现。

2007年次贷危机后，美国除了大幅降低基准利率、推出三轮量化宽松(qe)等众所周知的政策外，还改革了金融监管体系，先后颁布了旨在限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金融监管改革新框架》和《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我们开始对已经脱离美国监管体系的影子银行进行监管，并建议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扩大美联储的监管职责，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加强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以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保护纳税人和消费者的利益，维护金融稳定，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

次贷危机也促使美国重新审视先进制造业的价值，提出了回归实体经济的“再工业化”战略，并通过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和出口促进政策大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重点培育市场机制无法创造的条件，促进创新和先进技术，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美国受到次贷危机的重创，而欧洲也受到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为了维护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的稳定，欧洲央行选择了维持超低基准利率和实施负利率政策，推出了欧洲版的量化宽松政策，并将振兴制造业提升为国家战略。

此外，欧洲央行还大规模实施了期限为10，187亿欧元的长期再融资操作，向银行业发放了三年期贷款，放宽了再融资操作中的抵押品资格和保证金要求，增加了可用作抵押品的国债和资产支持证券的种类，并推出了直接货币交易计划，以增强市场信心。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美国和欧洲消费市场的急剧收缩，导致日本出口大幅下降。特别是在美元大幅贬值的背景下，日元的相对升值进一步削弱了日本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为此，日本还采取了降息和启动经济刺激计划相结合的方式。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选择通过减税和免税支持企业恢复发展，增加对科技研发的支持，支持日本设备制造商更多地使用国内合格的原材料，支持日本企业使用国内产品制造和发明新产品。

内部逻辑是什么

通过比较研究，不难看出，降低利率、推行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经济刺激计划、强调实体产业发展是美国、欧洲和日本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共同反应。

根据民生银行的报告分析，面对金融风险，首先要避免进一步刺破泡沫。从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风险爆发的源头来看，大部分都与央行在短期内迅速收紧货币政策以戳破泡沫有关。泡沫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货币政策收紧过快、过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泡沫破裂，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在出现泡沫经济迹象的过程中，央行应采取加强资本监管、加快实体经济发展、积极推进窗口引导等措施，推动资本脱离虚拟现实，逐步吸收泡沫，而不是匆忙地戳破泡沫。

只有当财务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时，高级管理层才有时间和/或时间“修补”财务系统的问题。这里，民生银行的报告结合中国的金融环境总结了四点启示。一是完善应急措施，稳定金融市场信心。在金融风险爆发的初期，其损失和影响迅速蔓延。此时，如果市场信心能够稳定，风险扩散的速度就能有效降低。同时，市场信心的稳定也有利于政府救市措施的顺利实施，也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媒体引导公众，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临时扩大存款保险限额，以及在极端风险恶化的情况下提前准备对策。

二是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是在短时间内积累，而是经常在长时间内积累和扩散，最终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和扩散过程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应明确界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并对其进行统一的集中监管。此外，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及时有效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风险预警系统，就可以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积累的早期阶段对被监控的金融风险进行防范和隔离，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三是建立市场化的风险处置机制。金融安全网在稳定金融秩序、维护公众信心和保护实体经济免受一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损害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主要国家逐步形成了包括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在内的金融安全网，有效遏制了金融市场风险的进一步扩散。

第四，通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降低企业杠杆率。金融市场风险的爆发往往与实体经济部门的杠杆率过高有关。因此，有必要更加关注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利润率和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以避免实体经济收缩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同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发展中小银行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领域的过度杠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