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开放须抓住“两点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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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者陈雨涵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关键一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琪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表示，要处理好机遇与挑战的关系，应从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角度出发，同时解决观念、模式和规则的影响。

“从监管当局的角度来看，应该提高对外国投资的监管能力和水平，以确保开放程度与监管能力相匹配。”吴琪认为，一方面，要借鉴国际监管经验和监管标准，加快制度建设，弥补监管缺陷，对外资金融机构引入相关监管措施。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金融市场，包括交易商品、交易规则和市场交易厚度。同时，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和信息共享，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

吴琪认为，具体措施是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与相关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稳步扩大金融机构双向开放，逐步放宽市场准入。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有效提升竞争力。”吴琪告诉记者，有三个方面:一是实现合作共赢。加强与外资银行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局面。例如，我们可以利用外资银行的全球网络和国际业务经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全面、更专业的金融服务。第二是在学习中发展和成长。积极借鉴外资银行的先进经验，实现自身转型升级，如公司治理、经营管理、资源配置、风险控制、跨国经营等。第三是在竞争中采取主动。基于我们自身的比较优势，我们可以在竞争中赢得第一次机会，如准确把握宏观经济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区域风险特征、客户和渠道优势等。

金融业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不仅会对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加剧行业的竞争压力，还会带来三大影响。

在吴琪看来，金融业的“引进”会带来三方面的影响，第一是观念的影响。吴琪表示，对于银行来说，最重要的是关注客户和员工。随着金融业的扩张和开放，外资银行不断涌入，这将进一步增加市场对金融人才的需求，金融业的员工流动将趋于正常。“人才是核心竞争力”，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是金融机构在未来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次是模型的影响。过去，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发展是一种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这种依靠银行间业务、非标准资产和增加杠杆的模式不仅背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初衷，而且积累了大量的潜在风险。因此，监管当局不断加强监管，推动金融业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通过资本约束提高质量。模式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适合自身的差异化发展模式。在转型过程中，监管部门需要统筹考虑，合理安排开业顺序，应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冲击。还有公司治理。目前，中小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比较混乱。由于规模小，他们将面临外资银行的并购。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监管部门加强了对银行股权和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管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金融业开放的需要。此外，国内银行业正在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外资银行在中国大多采用混业经营模式，在资产管理、消费金融、风险管理等方面有丰富的措施和手段，在多种业务的合作和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还有规则的影响。“无论是推出还是引入，与国际规则和标准接轨并适应这些规则和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法律合规性的一项要求。”例如，吴琪表示，国内外绿色金融是政策推动的重要领域，也有望成为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在规则适应方面积累了可持续的业务模式和能力，在国内绿色金融业务布局方面具有先发优势，这就要求国内金融机构加快探索。

从“走出去”的角度出发，吴琪向记者分析，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政策法规、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金融机构在跨国、跨市场、跨领域金融服务方面的不足日益突出，操作风险也有了很大提高。因此，要着力提高以信用风险、国家风险、合规风险、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为核心的综合风险管理能力。

吴淇进一步指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求中国加快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与世界金融市场的联系，但同时也使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中国经济和资产价格的影响更加直接，金融服务的交易结构将更加复杂，跨境和跨市场特征更加突出，资本跨境流动日益正常。由于国内外监管体制和模式不同，如何有效监管外资金融机构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