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量子GDP”十年沉浮 前沿科技产业化曙光初现

本篇文章2027字，读完约5分钟

走了十年量子通信产业化之路的国家科学技术盾，正拿着“试卷”站在科技创新委员会门口。在一次长达416页、共30多万字的68个问题的询问和回答中，这个大学背景的“网红”科技公司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外界的困惑和疑虑都被彻底揭示了。

"内部和外部都非常关注审计情况."一位在中国科技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技大学”)从事科技成果转化30年的“老大学生”说:“科技成果转化的失败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浪费，转化离不开资本市场。我们希望国盾能够更进一步，为其他量子公司探索更多的途径。”

在前沿的R&D和工业化的特殊轨道上，科达国盾并不孤单。中国科技大学拥有世界著名的量子研究顶尖团队。外界不太了解的是，三位被称为“量子gdp”的学者一直在探索如何让科研成果走向工业市场。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广灿和杜江峰分别于2017年和2016年被HKUST控股转化为科研成果，建立了原始量子和国家仪器量子。再加上科大国盾的技术来源——潘建伟院士，三位院士级学术带头人的姓氏首字母都是“gdp”。

这一次，得益于科委审计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具有大学背景的企业在过去十年的成果转化过程中遇到的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整合的共同问题在ipo市场上首次被打破并得到认真讨论。

虽然院士实际上并没有参与这些公司的运作，但布局值得关注。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包括量子“gdp”在内的前沿战略产业能否真正推动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将得到答案。

量子产业集群正处于起步阶段

安徽省合肥市已经将自己定位为“量子中心”，它是不是太先进了？来这里参观的人心里可能有这个问题。在合肥高新区，目前有5家量子技术公司诞生于“量子gdp”团队，还有20多家量子相关企业。随着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技术创新研究所的建设，地方量子产业集群已经形成。

这在中国很少见。20世纪90年代，当国际量子信息科学开始兴起时，中国科学院及其附属的中国科技大学迅速跟进，并逐渐从并行走向并行，甚至部分领先，量子信息研究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的旗帜。其中，有三位量子信息学的学术带头人，即郭广灿、杜江峰和潘剑伟，他们的研究领域各有侧重，也有一些重叠。

作为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之一，量子力学理论的自洽性及其与实验事实的一致性被广泛应用于核物理、激光、凝聚态物质、生物和化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中。不管外界如何质疑，科学家们总觉得这是中国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中成立公司，加速产学研结合的一个机会。

另一方面，成立公司也是由于现实困境:尖端科学就像“不成熟的水果”，很难立即使用。如果我们想共同建设基础研究创新和工业应用，我们不能通过专利转让和授权的方式“一次出售”。相反，我们必须依靠大学和科研工作者继续“顺流而下”，继续发展。

第一步是2009年5月，潘剑伟和彭承志成立了安徽量子通信有限公司(科达国盾的前身)，其技术来源是合肥国家微尺度材料科学研究中心。同年7月后，郭广灿、韩依托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在安徽芜湖创办了量子天。两家公司都从事量子安全通信业务。

从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量子“gdp”的最初意图和感受。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2017年前后，依托中国科学院显微磁共振重点实验室杜江峰院士的团队技术，建立了以量子测量为重点的“利用量子技术感知世界”的国家仪器量子；郭广灿和郭改造了“用量子技术追溯科学技术起源”的原始量子，致力于量子计算。

目前，中国科技大学也逐渐转型为郭克量子网络和郭尧量子，从事量子通信网络和量子雷达的建设。多数是以中国科技大学的科技成果作价入股，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的形式给予技术发明人奖励。郭尧量子的雷达技术来自潘剑伟团队和窦宪康团队。窦宪康院士调任武汉大学校长。

合肥当地媒体报道称，2009年，潘剑伟团队决定成立国内首家量子通信产业化公司。当时，合肥高新区的领导说:“来吧，这里没有疑问。”

十年后，这些量子公司构成了中国科技大学和合肥高新区产业布局中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一些与中国科技大学关系密切的人谈到了这一经历:“安徽两通在进行整体重组时，学校曾讨论过更名是否以‘科大’这个词命名，最终的结论是同意。”他承认，人们普遍认为量子信息技术远非现实，国盾改名是为了表达HKUST对发展和探索量子技术的信心。

“成为一家企业仍然很困难”

也许正是因为这场争论，这一前沿学科才如此受欢迎。如果科学和社会环境的温度上升到一定的门槛，量子技术的果实会加速成熟吗？

他们希望如此。这些分别探索量子通信、量子测量和量子计算的公司，都是“与生俱来的金汤匙”，依靠中国科技大学的技术和招牌，肯定会有源源不断的订单。

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从创新链到产业链的“第一步”并不容易。不止一位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物理学暴君”和《证券时报》记者“摊牌”:“做生意比做科研难多了！”一般来说，研究工作只需停留在技术层面，较少考虑市场的实际前景和需求，而企业需要将科研、生产和市场融为一体。

以量子保密通信为例，这是目前被认为最有商业化前景的第一次“吃螃蟹”通信，而科技大学的国家盾也有一个十年没有跨过的门槛。例如，国盾科达是电子元件和光学元件的上游供应商，其下游用户包括国家电网、新华社和中国人民银行，并在政务、金融、电力、国防等行业和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示范应用。

“产业链终于贯通了。随着量子密钥分发系统在通信距离和速度上的不断突破，它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轻，成本也终于可以慢慢下降。但是，我们的规模仍然不够大，上游供应商不会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制，只能购买通用产品。这相当于说，如果你买十美元，只有五美元可以真正使用。”一位曾担任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家盾的人士说。

在量子测量领域，郭毅量子公司总经理于和提到的短板，也是初始阶段的一个必要之痛。目前，国内科学仪器的生产过程控制技术落后于国外，导致国内开发的仪器在某些功能技术上可能领先于国外，但整机的性能和稳定性却落后于国外；此外，“核心设备禁运”等瓶颈问题也制约了国内科学仪器企业的发展。

市场上有声音批评这些高校背景技术公司没有以市场为导向。例如，创业团队之间最常见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其他教授也有很强的领导意识，但他们仍然“总是想给学生多搭一程，不愿意放手。”这也是因为尖端科学是高度专业化的，所以理解市场营销的技术人才要理解技术并不容易，从事技术的人要做管理也不容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这些有前途但长期和高风险的技术公司能够利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央政府设立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战略决策是非常明智的。在其他几家背景相似的sprint企业中，中科兴图的产业是“数字地球产业”，在回答提问时，直言“没有成熟的产业市场”；郭克玉环主要从事航天关键电子系统业务，报告期内其对关联方单位A的销售额占比高达66.82%。

“如果你遵循最初的ipo审计规则，这些企业的情况可能很难被外界所了解，但如果你看看科技成果转化为自身的逻辑规律，就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一位律师说。

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第一轮的平均问题数为50.2；科达国盾提出了68个问题，华中农业大学参与的理科前生物学提出了66个问题。南方券商鲍岱认为，尽管国科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横向竞争和关联交易的限制，并将其改为“无重大或严重不良影响”，但国科会对国有资产改造和科研的严谨态度值得肯定。

股权分散是最大的危机

“雪霸公司”的组成有优点也有缺点:在科技部的几个量子企业中，科达国盾董事长彭承志和总裁赵勇是同一个家族的兄弟姐妹；郭毅量子公司总经理于和是杜江峰院士的学生。他之前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生意；郭广灿院士是袁泉量子的联合创始人和科学顾问，科学顾问是郭郭萍教授。董事长和总经理(香港股票0001)也是物理学博士。

这意味着团队的稳定性非常高，在危机中团队可以共同承担风险。然而，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一般来说，只有R&D的核心技术人员才能在高校成果转化时得到奖励，而其他为科技成果转化做出贡献的专业人员却不能得到充分的激励，许多核心人员通过后续的增资或转让获得了股权。一旦市场估值上升，研究人员通常负担不起持有股票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当公司需要资金时，他们急于引进投资者，这将导致公司的团队持有非常分散的股份。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2008年，由中国科技大学“人机语音通信实验室”创办的HKUST讯飞成为中国第一家大学生上市公司。由于股权分散，不得不通过“一致行动关系”确认创始人刘庆峰的控制权。这仍然是讯飞的“致命弱点”。

国家科学技术大学盾是科学技术大学系统中最新的“警告”。国盾科技的实践已经到了产业链和资金链结合的“最后一英里”，资金的“双刃剑”对公司业务和管理努力的拖累不容忽视。

自2009年成立以来，国家科学技术盾一直备受关注。2014年至2015年，科达国盾接受杭州云鸿投资公司为公司股东。2016年后，云鸿投资时，负责人在浙江独立经营九州量子。在此期间，围绕九州量子是否通过虚假宣传影响了行业的发展，以及云鸿入股科达国盾时借给科达核心人员形成的债权债务是否合理，科达国盾与云鸿之间的投资多次交锋，最终爆发了“击垮科学家”事件。2018年，云鸿投资并退出了国家盾。

科达国盾在该询函中披露了上述贷款的全部情况，并在ipo前罕见地公开反驳，称“杭云鸿与公司其他股东在发行人相关问题的决策和未来发展上存在分歧，合作关系破裂。”

此外，为了加强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在提交招股说明书前夕，彭承志、赵勇等核心团队向其他股东借钱，增持数千万元。这也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询证函的重点之一。

“科技成果的转化离不开资本的力量，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知道引进资本对未来的影响有多大，甚至可能被资本所偏向。”HKUST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有不同的看法。

量子产业仍然是资本繁荣的萧条。今年4月，郭毅量子以10亿元人民币的估值完成了作为战略投资者的iFlytek和科达创创的引进。曾披露科技与国盾关系的中创量子宣布其估值达到10亿美元。根源量子的估值还不清楚。合肥高新区上市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估值不错，都是本地孵化的上市储备企业。

“技术创造财富”仍然需要系统支持

鲜为人知的是，科达国盾的团队在成立之初就与安徽国资旗下的万能集团进行了洽谈与合作，期望国有企业发挥“定海”的作用，促进自身的规范化发展。然而，考虑到量子通信项目周期长、风险高，再加上缺乏投资容错机制和资产评估困难，最终只有民间资本进行投资。

十年后，在ipo之前，科达国盾已经迎来了100亿元的超高估值，同时也经历了资本的严峻考验。不能说国有企业主动错过了投资机会，这是当时国有资产和政府资金支持科技风险投资体系不完善的反映。

“科技成果的转移和转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和研究领域所有主体的全面协调参与和支持。这种支持确实需要一些改革和突破的勇气。”回顾过去十年量子科技科研成果转化中的“探索之路”和“践踏之坑”，一些业内人士感触颇深。

然而，令人乐观的是，在经历了一系列从修改法律到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到科技板块战略布局的“组合拳”之后，尖端科技无疑迎来了工业化的最佳时期。

上月，财政部修订了《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成果属于国有资产，处置时应进行评估并备案。新规表明，高校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以固定价格投资，并简化了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资产评估程序。市场普遍认为，“权力下放”将有效地促进科研机构和大学的转型。

尽管该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工业化的信心并没有消失。例如，在三大量子信息细分领域中，量子计算发展缓慢。郭广灿院士的团队做了一个类比:“目前，量子计算机的发展阶段相当于蒸汽机刚刚问世的时候。当蒸汽机只有0.01马力时，它比不上马。”但是蒸汽机是时代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量子通信和其他后续技术能否实现大规模的民用和商用，还取决于量子计算何时能够突破现代公钥密码体制。

有趣的是，蒸汽机的研发和工业化不仅打开了工业革命的大门，而且使瓦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转让知识产权致富的人。在战略性科技成果转化的长跑道上，如果能鼓励像“gdp”这样的科学家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创造新技术和新产品，促进生产、教育和科研的互动，那么“知识创造财富”的时代会到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