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监管科技发展的良好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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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监管呈现出日益严格的趋势。如何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同时降低合规成本已成为金融机构面临的难题之一。“监管技术”应运而生。监管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应用状况如何？在实际操作层面存在哪些障碍？如何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推动我国监管科技的发展？针对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建军。

监督科技生态链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如何定义“监管技术”？

李建军:监管技术是一个新概念。目前，国际金融公司(iif)和英国金融行为管理局(fca)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给出了两个类似的定义。国际金融协会(iif)将监管科学和技术定义为:金融机构面临成本急剧上升的困境，并提出旨在解决监管合规挑战的技术解决方案。Fca认为，监管技术是金融技术的一个子集，即帮助金融机构更有效和高效地满足金融监管合规要求的信息技术。

监管科技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以金融监管科技为主要内容，以专业服务提供者、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为主要参与者，可以降低全社会的合规成本，提高监管效率。生态链的上游是一家监管技术公司，主要提供新技术来协助企业合规，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生态链的中游是专业服务提供者，他们将技术工具应用于实际问题，形成计划并提供专业咨询服务；下游客户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们是普通企业:受监管的机构；另一方面，它是监管者:各种监管法律和法规的制定者。受监管机构使用监管技术快速响应新出现的监管要求，实现持续合规，并降低合规成本；而监管者则希望更有效地提高宏观和微观监管的水平和效率。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你能具体谈谈使用监管技术的“下游客户”的优势吗？

李建军:目前监管技术的主要技术应用都是围绕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展开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新技术不断应用于风险管理、合规管理和尽职调查。通过监管政策、监管体系和合规要求的数字化，推进监管合规的标准化、工具化和程序化，将数据技术、数据工程、数据科学和金融业务场景紧密结合，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提高监管合规水平

在数据处理领域，主要采用硬件升级和算法更新、云计算和数字加密技术获取大量结构化数据，并快速处理非结构化数据；创建标准化数据报表，方便数据共享，拓宽金融机构获取数据的渠道；在加密技术的帮助下，数据共享更加安全，数据的隐私性和完整性得到保证。

在客户身份识别方面，主要采用生物识别技术、逻辑验证和情境行为检测来解决互联网带来的身份识别问题，提高客户身份识别的效率；客户可以更快地享受金融服务。

在市场行为监控领域，知识地图、大数据处理和应用编程接口被用来从巨大的交易行为中挖掘主体关系和深层信息，并分析这些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是否是为了增加经营收入或达到其他非法目的。

利用人工智能跟踪法律法规，快速处理和了解最新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案例，及时提醒金融机构，降低金融机构的法律合规风险，分析不同国家监管文件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帮助金融机构合法开展跨境业务。

运营中的三大难题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中国监管科技的现状如何？

李建军:目前，中国相关监管部门已经将上述技术应用于风险控制、反欺诈、反洗钱和内幕交易。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中心正在建设第二代反洗钱监测分析系统大数据综合分析平台，有效提高了金融监管效率。银监会将分布式架构应用于东方数据仓库，将现场检查方案与大数据相结合，建立模型，检查分析了10余项银行业机构合规业务。中国证监会利用大数据分析打击内幕交易，大大提高了线索分析和处理的准确性，拓宽了线索来源。

许多国内金融技术公司已经涉足监管技术领域。例如，2015年，蚂蚁金服反洗钱中心通过大数据构建智能反洗钱系统，挖掘和发现洗钱交易信息；2016年3月2日，“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实验区”揭牌。作为中国第一个大数据实验区，它将通过建立专属的私有链解决数据共享监管薄弱、数据关联风险大等关键问题，实现数据笼监管，确保监管机构对节点的跟踪和控制。监管科学技术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国家对科技监督给予政策支持。2016年，区块链科技被列入“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201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金融技术委员会，加强regtech应用实践，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提高识别、防范和化解跨行业、跨市场金融风险的能力。201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金融技术和监管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开发基于云计算和应用编程接口(api)、分布式分类账技术(dlt)、密码技术等的金融监管平台和工具。应用数字监管协议和合规性评估方法，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对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和手段提出了更高要求，实现了监管科技与国家金融战略需求的高度契合。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空间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的创新发展理念，提出要“深化分权管理，创新监督方式”。它为科技更好地服务于监管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监管技术在实际应用中面临哪些障碍？

李建军:具体实践层面有三个问题:

首先，面对日益复杂的监管要求，有必要不断投资和开发新的解决方案。监管技术公司开发新的监管合规解决方案可能需要太长时间，无法及时满足客户的监管合规需求。

其次，监管者在标准和解决方案上缺乏明确的立场。不同监管机构的合规标准和监管体系对风险合规指标等核心概念的定义不同，这增加了数据收集和汇总的难度。

最后，不同地区采用的数据保护和标准不同，导致金融数据统计的维度和口径不一致。难以实现有效的数据对接和集中管理，无法满足监管科技的数据要求和合规性要求，影响了数据聚合的实时性和准确性。同时，出于数据安全和信息隐私保护的目的，金融机构限制特殊数据的存储、使用和传输，导致数据不能及时有效的流动和共享。

培育良好的工业生态系统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在监管科学技术的应用研究方面，国际领先的经验是什么？

李建军:目前，一些主要经济体的金融监管部门已经指定专门机构，加强科技监管工作的政策研究、规划协调与合作，引导和促进相关产业的应用和发展。

美国监管技术相关产业居世界首位，其监管机构对监管技术的发展保持高度控制，重点跟踪技术发展趋势。加拿大金融市场管理局成立了一个金融技术实验室，旨在深入研究相关新兴技术系统，探索如何利用监管技术不断改进监管业务流程。英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相关产业，监管技术已被列为金融技术监管体系中的一个独立行业。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明确表示，它希望通过监管技术降低受监管方及其自身的监管合规成本。荷兰中央银行和荷兰金融市场管理局提出使用技术手段来监控金融创新的潜在风险。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促进监管科技的发展？

李建军:为规划监管科技产业布局，中国应加强监管科技前瞻性规划，推进监管科技在金融稳定等领域的应用实践，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和规范标准，促进产学研合作，构建监管科技发展的良好生态系统。

一是加强监管科技顶层设计，促进监管科技规范有序发展。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为了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我们应该彻底了解监管要求以及技术的能力和局限性。通过协调监管需求、加强顶层设计、明确监管科技发展规划并将其融入整个监管体系，可以更好地协调和统一不同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需求，引导和引导金融机构参与监管科技体系建设。

第二，培育良好的工业生态系统。我们可以借鉴英国和新加坡的沙盒监管模式，将包括监管技术在内的创新金融技术产品和服务纳入沙盒测试，构建监管技术的“加速孵化”机制。在这一机制下，我们建立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准入、支持、运作、压力测试、评估、监测、风险隔离等制度。，并从监管、技术、法律、市场、资金、理论等各方面共同完善该计划。允许金融技术。在此过程中，监管当局还可以积累相关监管经验，提高监管自动化水平。

最后，探索分类监管。金融技术的出现使金融业呈现出混业经营、产品复杂化和黑箱操作的特点，同时也导致监管理念和模式的滞后。因此，根据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不同的业务规模、技术和风险防控能力，可以在业务准入和产品创新方面进行分类监管，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提高监管效率。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你认为监管科技的前景如何？

李建军:监管科学技术领域将是空发展的一片蓝色海洋，但从长远来看，监管科学技术的应用仍不能完全取代人工来完成所有监管工作。原因如下：

首先，随着信息技术在金融业务中的日益普及，各种金融信息主要以数字形式存储，更多的技术手段被用来增强信息收集和分析的能力，从而提高监管的覆盖面和效率，完善金融监管的长效机制，使得金融监管技术面临良好的发展前景。更多地依靠监管技术实施金融监管是必然选择。

其次，日益复杂的监管体系和要求使得监管合规成本增加。如果不采用技术手段，就很难继续使用传统的监管方法来实施监管。

第三，监管的自然滞后需要通过监管技术来弥补，这可以增强风险预测管理和控制能力，有助于克服监管滞后的问题，从事后监管转向事后监管，增强识别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四，尽管各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存在差异，但考虑到金融监管的刚性和灵活性，仍表现出规则监管和原则监管并存的特点。与原则监管相比，监管技术在规则监管模式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规则具有准确性的特点，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标准化和数字化的计算程序，而原则具有抽象性的特点。在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下，仍然很难用广义推理和分析的能力对监理技术方案进行全面、自动的评估，监理技术的应用仍然不能完全取代人工来完成所有的监理工作。(明天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