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普惠金融 需要开放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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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者魏松

“随着金融技术的创新，当前客户的金融服务行为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银行网点不再是客户获取金融服务的最重要渠道，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为此，我们不能在传统的实现实体网点全覆盖的水平上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而要加强金融技术的引导，重点推进现代金融服务向农村地区的延伸和普及。”在最近召开的中国普惠金融(浙江)峰会论坛上，江西省农村信用社协会会长孔指出，由于技术创新带来的需求水平变化，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不应局限于网点全覆盖，更应注重服务本质的普及。

经过多年的不断改革和优化，我国县域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层次的商业金融服务体系，并在努力缓解农村金融的不足和失衡。然而，近年来，社会本身的变化也是巨大的——除了技术的变化，县域经济增长正在上升，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正处于调整阶段，农村振兴战略对全面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县域投资需求更加迫切和多样化，这使得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供需失衡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未来，中国的县域金融体系应该更加开放，提供更加灵活和充分的服务，以满足未来的发展需求。

发展使矛盾凸显出来

"近年来，农村普惠金融取得了很大进展."银监会普惠金融司司长李俊峰在论坛讲话中用几组数字描述了中国农村普惠金融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农村基本金融服务覆盖率达到97%；大口径涉农贷款总额达到33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4%；农民贷款和信贷数量大幅增加。1亿农民在金融机构获得信贷，35%的农民在金融机构获得信贷，60%的农民建立了信贷档案；“昂贵的融资”也有所缓解。去年，普惠农业相关贷款的成本比利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

改变的不仅仅是普惠金融的供给，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县域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李阳从投资需求层面总结了这一“新阶段”的特点:“当前县域投资需求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般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其中相当多的投资在商业上是不可持续的；第二个层次是现代农业主体、农业产业链、农业园区、农村中小企业等的规模经营。它们可能有好处，其中一些不完全是公共福利，这些也需要投资；第三个层次是分散的农民，他们可以通过系统、组织、技术、市场和资本的对接获得权力，并融入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参与创造和分享价值。”

然而，李俊峰也表示，从客观反思和金融消费经验来看，普惠金融的发展成就并没有改善农村金融服务长期存在的失衡和不足，反而变得更加突出。“农民和实体难以贷款和昂贵贷款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农村地区仍是金融服务空的白色区域，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如对农民和小微企业的过度信贷。”

为什么社会变革会导致包容性金融发展在改善金融供求矛盾方面的无效性？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黄认为，这是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两大特点。“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金融体系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首先是银行主导。中国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比例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第二是政府干预利率、利率、资本配置、跨境资本流动等的程度。，即金融抑制程度仍然很高，而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在2015年仍居世界第14位。”这种制度在过去可能起到支撑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作用，但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难以适应要素投入结构和增长动能的动态变化，最终表现为普惠金融发展压力加大，金融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因此，在下一阶段，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不仅要增加数量，还要实现金融体制改革。

金融体系从商业走向开放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金融改革，基本上是以市场化和商业化为基础的。”李阳在讲话中说。无论是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还是推进优质农村商业银行上市，抑或是落后于农村银行投资管理银行试点模式，都提升了农村金融的市场化水平，使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在管理上更加规范，更加符合金融本质。但是，问题是他们不再愿意投资于短期内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生产经营行为，也就是说，这样的金融体系根本无法满足当前县域的一些投资需求。

事实上，中央政府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七年前，中央政府首次提出了四种金融的战略布局，即完善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商业金融、发展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等金融机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宽覆盖、差异化的银行体系。同时倡导这四个范畴并不是否认商业化改革，而是在现有商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完善金融体系，进一步明确各机构的职能，使机构做好事，从而确保更多潜在的金融需求得到挖掘和满足。

在论坛上，李阳同时重新诠释了四种金融类型。他认为，要实现当前的目标，特别是那些与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持新的商业实体有关的目标，很难完全遵循市场规则，或者必须有一些优惠政策或补贴。因此，其他三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也是必要的。“其中，发展金融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它在投资的同时会提出一系列抵御系统性风险的制度条件；金融危机已经证明，政策金融仍然有价值，特别是在实现政府目标时；合作融资无论是否经过重组，都不能一概而论，以便在必要的环境中发挥作用。”同时，在此基础上，李俊峰提出要改革金融机构间的合作机制，在信贷期限分配、银行与保险的合作、政策金融、发展金融和商业金融的合作等方面共同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四种金融的效用。

当然，一个开放的金融体系不仅应该是包容性的，还应该有优势和劣势。面对县域中小金融机构绩效和管理能力逐步提高的现状，李俊峰还提出从监管的角度探索和完善小法人退出机制。“近年来，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也两极化，贫困的高风险机构越来越多。对于高风险法人机构，必须建立退出机制。这种退出不是简单的破产退出，而是通过引入新股东、合并和重组其他优秀机构来实现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必然有生有死，有进有退。整个农村金融体系可以有活力。”

有创新和底线

有了开放的系统，系统的内部也应该是“开放的”。李阳从中小金融机构的角度给出了及时的建议。在推进金融支农的大环境下，大型银行正在逐步形成普惠金融服务的专业化机制。如果大银行过去把普惠金融理解为零售，现在它们实际上已经开始增加小额信贷，尤其是100万元人民币的单户贷款比例。这无形中增加了当地中小金融机构的压力，但李阳认为，中小金融机构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压力。他建议，中小机构应努力了解每个人的金融需求，开发个性化和定制化产品，特别是开发一些信贷金融产品和一些围绕农业产业链的产品。李俊峰强调了互联网技术在金融创新中的作用。他认为，各机构应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服务方式，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从而有效降低金融服务的获取成本，解决农村地区物理网络覆盖空白和农村地区长尾客户服务问题。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提高客户获取效率。

但在创新的同时，风险的底线不容忽视。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协会会长王小龙长期接触一线服务，对此他感触颇深。他特别强调，普惠金融需要拥抱科学和技术，但要避免互联网金融中“先发展后治理”的风险。“目前，金融技术不能解决金融服务的所有问题，它还处于发展的上升阶段。许多方面还不够成熟，甚至出现了一些混乱。例如，各种类型的贷款，如“常规贷款”和“校园贷款”已大幅增长，个人长期信贷发放和过度信贷发放猖獗。根据汇丰银行最近的数据，中国90后的债务收入比已经达到1850%，其中大部分来自互联网贷款平台。国家有必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指导和监督，特别是在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数据方面，并加强监管和治理。”李俊峰从制度监管的角度表达了保持风险底线的观点。李俊峰表示，除了农村金融业务不良率一般比其他业务高2-3个百分点的传统风险外，农村金融还存在一些新的风险——一些银行在过度竞争和评估的压力下，向农民和中低收入人群过度发放信贷，这反过来增加了他们的债务负担，形成了债务陷阱；此外，在农村地区，以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为名的非法集资仍大量存在。因此，在完善制度、创新服务的同时，要合理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业务中的新老风险，进一步改善农村信用信息环境，进一步培养农民的金融意识和风险意识，从而形成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