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团结”的由来已久

“大一统”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这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身份是分不开的。历史上，中国的统一思想源远流长，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统一”国家始于秦朝，这是历史学家的共识。司马迁《史记》中的统一史观和董仲舒《春秋》中的统一思想，都奠定了当时现实社会的基础。学者们在讨论中国的统一始于秦朝时，也指出中国人的统一思想始于战国时期。的确，《孟子·惠亮·王上》记载，王问孟子:“天下有恶吗？”孟子回答说:“这是一个预定。”王又问:“哪一个可以？”孟子回答说:“不喜欢杀人的人可以杀人。”这里的“一”意味着“团结”。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纲要》中说，这段话清楚地表达了时代的愿望。除了战国时期的学者们所反映的统一的愿望之外，统一的思想体系也可以在战国时期的《尚书》中的《尧典》、《皋陶墨》、《龚玉》等文章中看到。例如，“尧典”描述的是不同民族的国君，如尧、舜、禹、龚、四月、、伯夷、隗嚣、后稷、等。，它最初属于“民族国家联盟”，按照惯例在法院担任各种职务，这反映了边肖的统一思想。一般认为《李周》成书于战国时期，其编纂内容、结构和体例也体现了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甚至邹炎的《大九州理论》也包含了统一的成分。

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形成的一般解释是，人民渴望统一是因为战争和灾难，如以邻为壑。我认为它只提到了一个方面，但它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夏、商、西周时期的“多元一体复合的国家形态结构”及其传统思想，为战国时期统一思想的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追溯三代，我们会发现尧、舜、禹时期相关思想的萌芽是不可忽视的。

关于夏、商、西周的国家形态和结构，传统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夏、商、周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另一种观点认为三代中的每一个王朝都是由许多“平等”的国家组成的联盟。虽然第一种观点可以解释战国时期统一思想的历史渊源，但其“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论”本身就脱离了历史事实。第二种观点，即“国家联盟”，不能解释战国时期统一思想的历史渊源，更重要的是，它不能合理地解释三个朝代的结构，忽视了王霞、王上和纣王对地方统治者的统治。就土地结构而言，它无法解释《诗经》中潇雅·北山所说的:“这不是天下之王的土地，而是土地海岸上的王臣吗？”《左传》九年，周大臣詹焕伯说:“西有魏、李、芮、齐、毕，吾西土也”，西有祁山、晋，东有普固、，吾东土也”，南有“巴、蒲、楚、邓，吾南土也”。

鉴于上述两种观点的局限性，笔者提出了一种观点:“夏、商、西周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复合国家结构。”所谓的“复合国家结构”，就像复合功能的功能集合功能一样，是指“外交”中的各诸侯国都是一个朝代内的“国中之国”；“口服”的王邦，是王朝内属于“国对国”的王国，是王权的基础。具体而言，复合国家结构与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区别在于:侯波等国家在复合国家结构中处于国家地位，不同于后县体制下的行政机构或行政层级，不属于同一阶级；夏朝有一些属于商朝的国家。在商朝，这些国家与商朝有从属或从属关系，它们可以被商朝派遣和控制，但它们没有转化为商朝的地方政权。他们隶属于商朝，他们的主权不是完全独立的，但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其他表现是存在的，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因此，如果把夏、商、西周说成是一个和秦汉时期几乎一样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第二种观点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夏、商、周三代是“城邦联盟”或“国家联盟”。这种说法忽视了夏、商、周三代皇权主宰世界的正统观念；忽视了附庸国在政治上没有独立的主权；在经济上，应该向朝廷进贡，经济资源，尤其是战略资源，应该运往中央王国；在军事上，附庸国的军队应该和国王一起出去或者接受国王的命令。也就是说，虽然从属于王朝的诸侯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性，但它们并不与商朝或周朝结盟；这些君主都视国王为“世界的主人”，并受国王的指挥和控制。他们是王朝的一部分，但这种结构性关系是动态发展的。对此，如果我们用复合态的结构和形式来解释这一切，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复合王朝国家”的理论观点揭示了夏、商、西周时期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历史特征，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古典社会和西欧的封建社会(王振忠: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和皇权的形成)。

生活在复合王朝中的周人认为他们的王朝是“统一的”，这是《诗经》中所谓“天下有王”的社会基础。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曾经说过:“如果世界上有一条路，那么仪式和音乐将被皇帝征服；天下无绝人之路，所以礼乐征伐来自王公(《论语·齐氏》)，这也是鉴于他所向往的西周是“统一”的。与秦汉以来郡县体制下的大一统思想相比，“多元一体的复合王朝国家结构”所产生的大一统思想属于相对早期的大一统思想。这种统一的思想在三个朝代中代代相传，构成了一种正统的思想。在战国时期，人们饱受国与国之间纷争之苦，期待统一既是现实的愿望，也是历史的渊源。

从三代人的历史来看，《史记》、《五帝本纪》、《尧典》、《龚宇》所描述的颛顼时期政治实体的形态结构是怎样的？过去，大多数人认为姚舜禹是一个部落联盟。我最近十年的研究认为，在那个时候，它肯定是一个联盟，但它不是一个部落联盟，而是一个民族国家联盟。姚舜禹有双重身份——既是自己国家的君主，也是联盟的领袖。姚舜禹放弃的是联盟的领袖，而不是他自己国家的君主的权力。姚舜禹时期也被称为“万邦”时代，那里有许多人口稀少的小国。在当时被称为“万邦”的众多政治实体中，不仅有以姚舜禹为代表并发展成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体，还有许多仍在部落中的政治实体。由于在各种政治实体中进入早期国家的国家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当时的联盟应该称为“民族国家联盟”或“国家国家联盟”，而不是“部落联盟”。

民族国家联盟既不是王朝，也不是后代的国家。然而，在走向“多元一体的王朝国家”的过程中，民族国家联盟也会产生相应的“联盟一体化”理念。然而，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人们，由于没有现代人类学中的“部落联盟”或“民族国家联盟”的概念，只能按照夏、商、西周、秦汉时期的国家形态来描述和表达五帝时代的社会。其结果是，“联盟整合”的思想观念转化为另一个层面的大一统观念，这就是《五帝史记》中轩辕黄帝为颜地、蚩尤而战后所说的“诸侯尊轩辕为天子”、“合釜山”的情景；这也是《尧典》、《皋陶·墨》、《龚玉》等所描述的五帝时代“天下”统一的原因。

总之，从姚舜禹三代到秦汉，随着国家形式和结构的变化，出现了三种背景导向的“统一”观念:即与姚舜禹时代民族国家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全球统一”观念；夏、商、西周时期与“复合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观念；秦汉以后，统一的思想与郡县制下的中央集权的帝国相兼容。这三个背景取向和三个层次的“大统一”，是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标志。在我国历史上，统一思想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统一思想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传因素之一。(边肖:王振忠，重庆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教授)

编辑: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