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学:让民间文化活下去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流行已久的民俗文化，一直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民俗涵盖了一切，包括食物和衣服，婚礼和葬礼，季节性法令，信仰和习俗，以及神话的传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当地的民俗越来越远。如何激活当地的民俗风情，不仅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思考的问题，也是作家尤其是当地作家关注的焦点。

文学离不开生活和民俗。丰富的民间文化也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为文学反映和表达现实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民间文化在乡土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乡土小说离不开民俗和民俗文化的呈现。乡土小说创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能否真正把握某一地区的民间文化特征，并成功运用民间语言。

无论是陈、莫言、贾平凹、张炜、李、韩少功、铁凝、迟子建、、苏童、毕飞宇等老一辈或老一辈作家，还是徐、、刘禹东、魏炜、李石江、李浩、傅秀英、叶伟等比较年轻的作家，他们的乡土文学作品都充满了对乡土民俗和民俗文化的描写。通过文学叙事，他们在文本中恢复了传统民俗文化的活力，这不仅显示了民俗文化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也反映了民俗文化中的日常生活之美。民俗在地方文学中的呈现，有助于将民俗作为丰富当代人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有助于挖掘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遗产，有助于发掘民俗文化的当下价值。本土作家激活民间文化有三种方式。

“激活”民俗，在作品中传达民间趣味和意义，是当地作家的策略之一。传统民俗文化似乎是一种过时的、过时的存在，但通过乡土作家的写作，就有可能产生一种带有乡土色彩的审美趣味，并通过这种审美趣味产生审美意义。这种意义关系到审美主体心灵的升华，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乡土小说中有多种民间趣味，如汪曾祺对板球、古玩鉴赏、钓鱼等民间活动的描写。民间语言表现出智慧和幽默，如陈、贾平凹对民间说书人的塑造。民俗背后还有人们的知识兴趣，如贾大山、刘庆邦、毕飞宇笔下的人物。他们大多没有坚持逻辑的排列，而是根据不同的民俗特点，表现出民俗的审美趣味和意义。乡土作家通过民间趣味和意义的传递，丰富了读者对传统民俗的审美认知，让传统民俗文化的生命力渗透到读者的精神生活中。

书写民间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型是本土作家让民俗“活”起来的重要实践和探索。千百年来作为村民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民俗，不仅可以通过产业转型实现经济振兴，还可以通过挖掘其内在活力实现地方文化振兴。在赵德发的《京山海》、张炜的《独立药师》、周大新的《湖泊与山脉》中，都有作家对地方传统民间文化遗产现代转型的独特思考。《静山海》是赵德发新近出版的一部现实主义杰作。作品中提到了多项措施:挖掘当地传统剧目“秋瑾梁”并将其列入市级“非遗”名录，根据海边民俗设置“海高跷”节目，因地制宜地举办开普节祭海和“吉尔斯之旅”项目等。，都是基于当地原始传统民俗的创新行动。其中，在张炜的《独立药师》中，边肖不仅对胶东民俗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呈现，而且主要挖掘和讲述了流传已久的道教“养生文化”。边肖敏锐地意识到当地养生文化对现代人的重要价值，从而凸显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在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随着科学研究者的到来，楚王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充分利用了楚王庄独特的地域条件，如相对原始的耕作方法、历史悠久的楚文化遗迹和古老的烹饪技艺。这些楚王庄遗留下来的民间传统，无疑成为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具有巨大的文化和商业价值。作者对传统民俗产业转型可能性的独特思考，不仅使读者认识到了当地民俗的非凡价值，也探索了一条通过文本激活民俗文化的途径。

更重要的是，本土作家不仅对传统民俗的呈现和转化有着独特的思考，而且思考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层价值在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是当地作家让民间文化“活”起来的深层思考。民俗不仅与个体情感直接相关，而且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中国传统根文化的凝聚和再现。如果说体现在地方民俗中的民族精神大多是无意识的，那么作家通过小说展示的中华文明精神大多是有意识的选择。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在具有代表性的民俗背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基因实际上被浓缩了。民俗已成为当地作家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重要渠道。

让民间文化“活”起来，也凝聚了当地作家在激烈的全球化时代如何表现“地方性”和地方精神的思考。全球化带来的一体化和去区域化不是在短时间内消除地方特色，而是一个相互适应甚至博弈的过程。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地方民俗在适应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成为全球化时代展示地方性知识变化、传递地方性声音的有力标志。作为文本地方性知识的想象和生产，乡土小说的民间写作由于作家主观观念的参与而更加直接和准确。

乡土小说中的民间叙事为乡土文化注入了活力，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使民间文化在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中蓬勃发展。(田振华)

人民日报海外版(07版，2020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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